紫衣
那封信是我从邮差先生那儿用双手接过来的。我们家没有信箱,一向从竹子编的篱笆洞里传递着信件。每当邮件来的⽇子,就会听见喊:“有信呀!”于是总有人会跑出去接的。那是多年前的往事了。当年,我的⺟亲才是一个三十五、六岁的妇人。她来湾台的时候不过二十九岁。怎么记得是我拿的信也很清楚:那天光复节,因为学校要小生学去行游,所以没有叫去补习。上午在街上喊口号、唱歌,出了一⾝汗便给回家了。至于光复节邮差先生为何仍得送信这回事,就不明⽩了。总之,信给⺟亲的时候,感觉到纸上写的必是一件不同凡响的大事。⺟亲看完了信很久很久之后,都望着窗外发呆。她脸上的那种神情十分遥远,好像不是平⽇那个洗⾐、煮饭的妈妈了。在我念小学的时候,居住的是一所⽇本房子,小小的平房中住了十几口人。那时大伯⽗⺟还有四位堂兄加上我们二房的六个人都住在一起。记忆中的⺟亲是一个永远只可能在厨房才会找到的女人。小时候,我的⺟亲相当沉默,不是现在这样子的。她也很少笑。到了晚上要休息的时候,我们小孩子照例打地铺睡在榻榻米上,听见⺟亲跟⽗亲说:“要开同学会,再过十天要出去一个下午。两个大的一起带去,宝宝和⽑⽑留在家,这次我一定要参加。”⽗亲没有说什么,⺟亲又说:“只去四五个钟头,⽑⽑找不到我会哭的,你带他好不好?”⽑⽑是我的小弟,那时候他才两岁多。于是才突然发现原来妈妈也有同学,那么她必然是上过学的罗!后来就问⺟亲,问念过什么书。说⾼中毕业就结了婚。看过《红楼梦》、《⽔浒传》、《七侠五义》、《傲慢与偏见》、《咆哮山庄》…在学校⺟亲打蓝球校队,打的是后卫。听见⺟亲说这些话,看过我也正开始在看的书,噤不住深深的看了她一眼,觉得这些事情从她口里讲出来那么不实真。生活中的⺟亲跟小说和蓝球一点关系也没有,她是大家庭里一个不太能说话的无用女子而已。在那个家里,大伯⺟比⺟亲权威多了。我真怕的人是大伯⺟。⺟亲收到同学会举办的郊游活动通知单之后,好似快活了一些,平⽇话也多了,还翻出珍蔵的有限几张照片给我们小孩子看,指着一群穿着短襟⽩上⾐、黑褶裙子的中古女人装扮的同学群,说里面的一个就是十八岁时的她。其中一张小照,三个女子坐在⾼⾼的⽔塔上,⺟亲的裙子被风卷起了一角,头发也往同一个方向飘扬着。看着那张泛⻩的照片,又看见地上爬着在啃小鞋子的弟弟,我的心里升起一阵混和不明⽩,就跑掉了。从⺟亲要去碧潭参加同学会开始,那许多个夜晚补习回家,总看见她弯趴在榻榻米上不时哄着小弟,又用报纸比着我们的制服剪剪裁裁。有时叫姐姐和我到面前去站好,将那报纸比在⾝上看来看去。我问她,到底在做什么?⺟亲微笑着说——给你和姐姐裁新⾐服呀!那好多天,⺟亲总是工作到很晚。对于新⾐服这件事情,实在是奋兴的。小学以来,每天穿的就是制服,另外一件灰蓝条子的⽑线背心是姐姐穿不了轮到我穿,我穿不了又轮大弟穿的东西,它在家里是那么的永恒不灭。直到后来长大了才知道向⺟亲讨,想留下背心做纪念。而当时,是深恶它的。从来没有穿过新⾐服,眼睁睁的巴望⺟亲不再裁报纸,拿真的布料出来给人看。当我,有一天深夜放学回来,发觉⺟亲居然在一件⽩⾊的⾐裳时,我冲上去,拉住布料叫了起来:“怎么是⽩的?!怎么是一块⽩布?!”丢下书包瞪了不说话的人一眼,就哭了。灯下的⺟亲,做错了事情般的仍然低着头——她明明知道我要的是粉蓝⾊。第二天放学回来,发觉⽩⾊的连⾐裙已经好了,只是裙子上多了一圈紫⾊的荷叶边。“这种配法是死——人——⾊!”我说。“妹妹,妈妈没有其他的布,真的!请你不要伤心,以后等妈妈有钱了,一定给你别的颜⾊⾐服…。”⺟亲一面说一面拿起新⾐要给我套上试试看,我将手去一挡,沉着脸说:“不要来烦!还有算术要做呢!”⺟亲僵立了好一会儿,才把⾐服慢慢的搁在椅背上。姐姐是温驯又孝顺的,她穿上与我一模一样的新⾐,不断的拿一面小镜子照自己。我偷看那件⾐服,实在也是不太难看,心里虽然比较泰然,可是不肯去试它。姐姐告诉我,⺟亲的同学嫁的都是有钱人,那天去开同学会,我们小孩子会有冰淇淋吃。在那以前,吃过冰、仙草冰、爱⽟冰,可是没有吃过真的冰淇淋。姐姐说,在陆大我们家每年夏⽇都吃那东西的。我总不能有记忆。⺟亲的同学会订在一个星期天的午后,说有一个同学的先生在公家机关做主管,借了一辆军用大车,我们先到爱国西路一个人家去集合,然后再乘那辆大汽车一同去碧潭。那时候,我乘过十二路共公汽车,还有三轮车。上学是用走路的。每年一度的旅行也是全年级走路,叫做——远⾜,是不坐车的。星期天我照例要去学校,姐姐在二女中,她可以放假。⺟亲说,那⽇仍然要去补习,到了下午两点正,她会带了姐姐和新⾐服来学校,向老师请假,等我换下制服,就可以去了。为了那次的出门,⺟亲低着眼光跟大伯⺟讲过一两次,大伯⺟一次也没有答理。这些事情,我都给暗暗看到眼里去。这一回,⺟亲相当坚持。等待是快乐又缓慢的,起码⺟亲感觉那样。那一阵,她常讲中学时代的生活给我们听,又数出好多个同学的姓名来。说结婚以后就去了重庆,抗战胜利又来到了湾台,这些好同学已经失散十多年了。说时窗外的紫薇花微微晃动,我们四个小孩都在属于二房的一个房间里玩耍,而⺟亲的眼神越出了我们,盯住那棵花树又非常遥远起来。同学会那个清晨,我很早就起来了,趁着大人在弄稀饭,一下就把自己套进了那件并不太中意的新⾐服里面去。当⺟亲发觉我打算不上学校,就上来剥⾐服。我仍是被换上制服背着书包走了。姐姐陪我一路走到校门口,讲好不失信,下午两点钟会来接,一定会来接的。我不放心的看了姐姐一眼,她一直对我微笑又点头。中午吃便当的时候天⾊开始沉,接着飘起了小雨。等到两点钟,等到上课钟又响过好一会,才见⺟亲拿着一把黑伞匆匆忙忙由教务处那个方向的长廊上半跑的过来。姐姐穿着新⾐服一跳一蹦的在前在后跟。很快被带离了教室,带到学校的传达室里去换⾐服。制服和书包被三轮车夫,叫做老周的接了过去,放在坐垫下面一个凹进去的地方。⺟亲替我梳梳头发,很快的在短发上札了一圈淡紫⾊的丝带,又拿出平⽇不穿的⽩⽪鞋和一双新袜子弯给我换上。⺟亲穿着一件旗袍,暗紫⾊的,鞋是⽩⾼跟鞋——前面开着一个露趾的小洞。一丝陌生的香味,由她⾝上传来,我猜那是居家时绝对不可以去碰的深蓝⾊小瓶子——说是“夜巴黎”香⽔的那种东西使她有味道起来的。看得出,⺟亲今天很不同。老周不是我们人私家的,他是在家巷子口排班等客人的三轮车夫,是很的人。我和姐姐在微雨中被领上了车,位置狭窄,我挤在中间一个三角地带。雨篷拉上了,⺟亲怕我的膝盖会,一直用手轻轻顶着那块黑漆漆的油布。我们的心情并不因为天雨而低落。由舒兰街到爱国西路是一段长路。⺟亲和姐姐的⾝上还放着两个大锅,里面満盛着红烧⾁和另一锅罗宋汤,是⺟亲特别做了带去给同学们吃的。前一天夜里,为了这两样菜,⺟亲偷偷的火了很久都没进房觉睡。雨,越下越大,老周浑⾝是⽔,弯着⾝体半蹲式的用力踩车,⺟亲不时将雨篷拉开,向老周说对不起,又急着一下看表,一下又看表。姐姐很专心的护汤,当她看见大锅內的汤浸到外面包札的⽩布上来时,就要哭了一般,说妈妈唯一的好旗袍快要弄脏了。等到我们看见一女中的屋顶时,⺟亲再看了一下表,很快的说:“小妹,赶快祷告!时间已经过了。快跟妈妈一起祷告!叫车子不要准时开。快!耶稣基督、天上的⽗…。”我们马上闭上了眼睛,不停的在心里喊天喊地,拼命的哀求,只望爱国西路快快出现在眼前。好不容易那一排排樟树在倾盆大雨里出现了,⺟亲手里捏住一个地址,拉开雨篷跟老周叫来叫去。我的眼睛快,在那路的尽头,看见一辆圆圆胖胖的草绿⾊大车军,许多大人和小孩撑着伞在上车。“在那边——”我向老周喊过去。老周速加的在雨里冲,而那辆汽车,眼看没有人再上,眼看它噴出一阵黑烟,竟然缓缓的开动了“走啦!开走啦!”我喊着。⺟亲哗一下子将全部挡雨的油布都拉掉了,双眼直直的看住那辆车子——那辆慢慢往前开去的车。“老周——去追——。”我用手去打老周的背,那个好车夫狂冲起来。雨⽔,不讲一点情面的往我们⾝上倾倒下来,⺟亲的半⾝没有坐在车垫上,好似要跑似的往前倾,双手牢牢的还捧住那锅汤。那辆汽车又远了一点,这时候,突然听见⺟亲狂喊起来,在风雨里发疯也似的放声狂叫“——魏东⽟——严明霞、胡慧杰呀——等等我——是进兰——缪进兰呀——等等呀——等等呀——。”雨那么重的罩住了天地,⺟亲的喊叫之外,老周和姐姐也加⼊了狂喊。他们一直叫、一直追,盯住前面那辆渐行渐远的车子不肯舍弃。我不会放声,紧紧拉住已经落到膝盖下面去的那块油布。雨里面,⺟亲不停的狂喊使我害怕得快要哭了出来。呀——妈妈疯了。车子终于转一个弯,失去了踪迹。台北市在当年的一个星期天,那样的模糊和空虚。⺟亲废然倒⾝在三轮车背北上。老周跨下车来,用大手拂了一下脸上的雨,将油布一个环一个环的替我们扣上。扣到车內已经一片昏暗,才问:“陈太太,我们回去?”⺟亲嗳了一声,就没有再说任何话。车到中途,⺟亲打开⽪包,拿出手绢替姐姐和我擦擦脸,她忘了自己脸上的雨⽔。到了家,⺟亲立即去煤球炉上烧澡洗⽔,我们仍然穿着透的⾐服。在等⽔滚的时候,⼲的制服又递了过来,⺟亲说:“快换上了,免得着凉。”那时她也很快的换上了居家⾐服,一把抱起小弟就去冲牛了。我穿上旧制服,将⾐丢到一个盆里去。突然发现,那圈荷叶边的深紫竟然已经开始褪⾊,沿着⽩布,在裙子边缘化成了一滩一滩朦胧的⽔渍。那件⾐服,以后就没有再穿过它。许多年过去了,上星期吧,我跟⺟亲坐在⻩昏里,问她记不记得那场同学会,她说没有印象。我想再跟她讲,跟她讲讲那第一件新⾐,讲当年她那年轻的容颜,讲⽇本房子窗外的紫薇花、眼神、小弟、还有同学的名字。⺟亲心不在焉的淡然,听着听着,突然说:“天明和天⽩咳嗽太久了,不知好了没有——。”她顺手拿起电话,按了小弟家的号码,听见对方来接,就说:“小明,我是阿娘(注:祖⺟)。你还发不发烧?咳不咳?乖不乖?有没有去上学?阿娘知道你生病,好心疼好心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