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创作技巧品谈
薛孩
留生学文学由来已久,但真正到了九十年代由于几位有实力的作者的较有力度的作品问世,留生学文学才开始进⼊多方位的发展阶段,文学⽔平也有了相应的提⾼。
留美的严歌苓在当今华文文学领域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严歌苓离国之前在军队文艺界已小有名气,代表作有《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雌的草地》及赴美之后的《扶桑》、《人寰》等其它优秀中短篇作品。前后相比,可以看出作者的写作风格的变化,从耝犷、雄浑转为细腻、精致,从着重技巧转而为技巧与心理层面的解析两者兼顾。与其他早期留生学作者相比,她的作品的观照角度发生了变化,使作者从亲历和个体户的围城中超子套来,进⼊正常的艺术的审美的思维。
通观严歌苓的作品,大都是对生活本来面目的表现、再现,在昨天的历史与今天的现实中飘泊。以一种忧郁的、低沉的基调来叙述故事,让读者体味她的伤感和委屈,以同种文化去思索她作品中的理念,去品味作品中的生活。
在此文中,我着重评述严歌苓赴美后的两部长篇作品《人寰》、《扶桑》在创作技巧上的一些独到之处。
曾获湾台文学大奖的《人寰》讲述的是一位从国中 陆大到国美攻读博士学位的女,因怀疑自己患有心理疾病而寻求一位国美心理医生的帮助。在以心理医生惯用的“Talkout”为作品的展开方式的过程中,”我讲述了三个故事,一是“我”和贺一骑(⽗亲的朋友)之间的特殊关系;二是⽗亲和贺一骑之间的恩分关系(以上两个故事为历史);三是“我”和舒兹教授之间的非正常师生关系(现实)。三个故事套套叠叠,故事发生的时间和空间穿揷错,从而体现出作品的主题:人们如何在正常的生活表象关系中解除心灵感受上的不正常。
《扶桑》叙述了19世纪60年代一个可亲不可赞的国中女扶桑在国美与⽩人少年克里斯的恋情。成语说:大智若愚,而扶桑之格,可谓大愚为智。格即命运,扶桑呆钝的格使她在大起大落的命运波折中挣扎过来。从被卖为,到被人轮奷,到与自己的丈夫失之臂这一切仿佛都无法在扶桑的內心烙上烙印。她从从容容地听从本能的体认,以三寸金莲走过一个又一个灾难。作品以“我”的写作和扶桑的命运为两条线索,两条线时而并行,时而叉而展开,将历史拉到现实之中,使扶桑的格在作者的着力刻画之下,有了非同一般的现代意义。
将这两部长篇大致內容介绍之后,我准备以作者和她笔下的“代言人”为契机,铺展我这篇文章,力图达到我到位地分析作者这两部长篇小说写作技巧的目的。
摄影师
从这两篇长篇力作,我们可以给作者严歌苓一个头衔:技术一流的摄影师。她的笔犹如像摄机,在历史与现实中推拉摇移,将一个个、一组组镜头组合成一部电视剧,结构缜密、情节复杂中又包含简洁。作者摄制这两部作品都很整体地运用了蒙太奇手法来架构。
《人寰》的摄影师将镜头定勤务员在一间心理诊所,以西方流行的电视谈话节目(talkout)形式(此种形式袭承弗洛依德)为欧美心理医生诊治方式出现,只以“我”的回答为镜头內容。
“有一点儿不自在,这个你已经注意到了”
“够亮了,不需要太多光线。的确有一点尴尬:国中人一般不为此类原因就医。”
“谢谢,请别加冰。我可以坐到壁炉边上去吗?谢谢。没想到诊所会有壁炉。也没想到你会这样年轻,这样沉默。这么沉默的笑容。”
从《人寰》开篇的这一幕,我们其实看到的是影视屏幕上诊所的一幕,那么实真。一段对⽩之后,引出了“我”的第一、二个两个平行的故事。
“让我看看我得从哪儿说起。我先得形容这个人。他是我爸爸的朋友。…”
之后,话题一收。
“还活着。我们说,还健在。七十岁。和他的这个朋友同龄。”
几句对⽩之后,故事正式开始。镜头淡出心理诊所,切⼊“我”童年初次与贺叔叔见面及家宴。时不时,诊所的镜头又切⼊,尔后淡出。在这一大堆镜头的组装中“我”对贺叔叔的朦胧感情升腾出来,贺叔叔对⽗亲的施恩也随之而出。场面回到诊所。
“是我们的系主任(舒兹教授)。我们在约会。”
为这一⾼xdx嘲的过去,下一个⾼xdx嘲的到来“我”的心理痼疾的由来埋下了伏笔。《人寰》通篇看来是由各个场面、段落逻辑地重组制作而成的电视连续剧,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以“我”的讲述为主线,分列出并行的三条副线,却又相互融于一次次的“talkout”之中,展示出作者——摄影师对人內心精神的重视,和对不同历史、文化、政治环境下人的生存状态的思考和关注。同时,也反映出西方文化及创作手法对华人作家的浸润。
在《扶桑》中,摄制手法又与前者略有不同。镜头从一个全景“这就是你”拉开,然后推近头部,脸部;再拉至全景“来,转一转⾝。…”再推近脚部“不要急着展现你的脚,我知道它们不⾜三寸。两个成了木乃伊的⽟兰花苞。别急,我会给你机会展露它们。”此时,摄影师显⾝,告诉“扶桑”我准备拍你的故事,我做了何种努力查找资料,在我(摄影师)的镜头之下“你”的命运如何。尔后,摄影师时时显⾝,也告诉观众她自己飘洋过海的感受,将历史与现实相融,时空在此时一个大的跨越,仿佛影视片播放陈年旧⾊的老镜头时猛切⼊鲜嫰嫰⾊彩的现代城嚣。作品的结尾,镜头回到历史,一个作者安排的历史会面。此时,克里斯已近故世。“我简直怀疑你们是存心不认出对方来。…”像摄机在一种似乎繁复的远、近、快、慢镜之后,眼花缭之余,仍然未让观众心情轻松一会儿。
叙述人
首先要区分一下代言人(叙述人)和作者。叙述人不等于作者,它只是作者在物定叙述情境中的一个投影或化⾝“叙述者本⾝就是一个虚构的角⾊,即使它由作者直接承担;而且假设的叙述情境可能与有关的写作行为(或听写行为)大相径庭…”不同的叙述情境中有不同的叙述人,但在严歌苓的作品中我们发现叙述人有很大的相似,这些叙述人不是隐含在作品背后的,而是抛头露面,有着鲜明形象的叙述人,她们有两个共同点:一、以第一称“我”的面目出现;二、有很強的自我表达望。这两点之间有內在的关系。
首先看人称。严歌苓这两部作品基本都用第一人称,只是《扶桑》中叙述人角⾊与《人寰》中略有不同,她是从自己的创作来讲述一个故事,即“我”“你”并行,而后者直接叙述“我”的故事。但她们都有是事件和活动的叙述代言人而非旁观者。热奈物谈到自传的写作时曾说:“自传的叙述者,不论自传是实真的还是虚构的,比‘第三人称’叙事的叙述者更是‘天经地义地’有权以自己的名义讲话。”尽管严歌苓的作品并非全部带有自传,但第一称的选择仍为叙述人自己讲话提供了方便。在《人寰》中,叙述人时而成为童年的“我”时而成为青年的“我”又时而以中年的“我”的面目出现,更多的,她游离开这三个故事、三种年龄的“我”而又发展了“我”与心理医生的故事,或者可以说是《人寰》的第四个故事,这个“她”在自己的感觉中流连往返,以至前三个故事结束了,留下了这个没有结束的第四个故事,以现“我”的故事取代了故“我”的故事,将主观引⼊了作品。而在《扶桑》中,叙述人以自己的创造力,突破了权力界限。通篇不用引号,将主观话语“強加”给了扶桑,打破了隐⾝叙述人的试图制造一种客观叙事的幻觉的企图。表现在叙事上就是从“我”的感受过渡到扶桑的感受,突破了作为人物的“我”在视角上的限制,使第一人称叙事又成为无所不能的叙事,表现出叙述人既想作为人物感同⾝受,又想作为全知全能的叙述人凌驾一切,充分领受叙述的权力和自己的愿望。
“你有个奇怪的名字:扶桑。你不是从广东沿海一带来的。因此你的售价比‘阿珠’‘阿彩’‘阿蜊’们要⾼。沿海地带女子很难证实自⾝与港口川流的洋⽔手无染,⾝价都要低三成。”
“这时看着二十世纪的我。我这个写出书匠。你想知道是不是同一缘由使我也来到这个叫‘金山’的异国码头。我从来不知道使我跨过太平洋的缘由是什么。我们口头上嚷到这里来寻找自由、学问、财富,实际上我们不知道究竟想找什么。”
“有人把我们叫做第五代国中移民。”――《扶桑》
这样的叙事方式将第一人称叙事的可能推到了极致。
严歌苓作品中的叙述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叙述人,她将主观立场渗⼊其中,充分表现出从“我”出发的自觉,而出现于叙事作品中的叙述人议论,则是叙述人主观意识的明确表达。
“你想我为什么单单挑出你写。你并不知道你被洋人史学家们记载下来,记载⼊一百六十部无人问津的圣弗朗西斯科华人的史书中,是作为最美丽的一个国中女被记载的。”
“你知道我在拍卖你。”――《扶桑》
这样的议论使严歌苓的小说成为一种实真的虚构小说。当叙述人站出来谈论小说的写作过程,写作方法时,读者想在作品中寻求实真的幻觉便被打破,从而意识到他们所面对的是语言实真。
使叙事呈现出“支离破碎”错综复杂的面貌,也许这就是严歌苓作品的“有意识的形式”
严歌苓对作品场面的选择、布景及氛围的设置,对作品结构的架构是很老道的。《人寰》《扶桑》是形式与內容的严谨整合,叙述方式很具有自己的技术,一些细节的作使文本富显戏剧。但是,文本某些部分显得技巧有余,而张力不⾜,明显淡化了文本的⾊彩。而在《扶桑》中,一味地布摆镜头,玩弄技巧,推销西洋人热衷的华中民族的“古董”是合呢?还是自尊、自省?这只有作者清楚,我不妄加评论。
(2000年5月)